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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四川宝兴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内，摆放着一份特殊的革命烈士档案：烈士名为席懋昭，1949年在重庆渣滓洞监狱英勇就义，年仅37岁。然而，他的烈士身份，直至牺牲三十多年之后才得到确认。1983年12月，时任中央、中央纪委的陈云，亲自为席懋昭出具了证明材料。

  被埋没长达35年之久后，席懋昭的革命事迹终于得到了确认。他与陈云之间的故事，也才慢慢为大众所了解。

  1983年4月，于北京的陈云收到了四川省仪陇县委寄来的一封信。信里提及，他们于地下党的档案中，找到一个名为席懋昭的人。此人在1935年受四川省委指派前往大渡河迎接中央红军，之后护送陈云前往上海，多年之后还在延安与陈云见了面，于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渣滓洞监狱牺牲。来信的意图，是要对这一些状况加以核实。

  陈云接到信件后，迅速让秘书给四川省委组织部回函表示：当年的确有一名在灵关小学担任校长的地下党员护送他前往成都和重庆，之后在延安也与这位见过面，不过由于时间过去太久，其姓名已记不清了。倘若席懋昭曾担任过灵关小学校长，那或许就是那位。

  数月之后，四川省委组织部给陈云寄去信件，信中提到席懋昭于1934年至1935年期间担任四川天全县灵关小学校长，并且随信附上《席懋昭情况简介》以及席懋昭的一张照片，请求陈云出具一份证明材料。陈云看到照片后，接连说道：“没错，就是他，跟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随后，他撰写了《关于席懋昭烈士一段经历的证明》，唤起了一段已被尘封三十多年的过往之事。

  1935年5月下旬，红军成功拿下泸定城。当晚，中央召开了一场负责人会议，做出了两个关键决定：其一，中央红军需继续向北方进发，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其二，安排陈云前往上海，重建白区的党组织，并尝试和共产国际再度建立联系。

  彼时，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已逾半年。在此期间，中国借助遵义会议等一系列会议，自主解决了军事路线、政治路线以及领导人方面的问题。陈云离川，其最重要的任务便是使共产国际知晓遵义会议的情况及中国革命的现状。

  从四川奔赴上海，路途遥远且障碍众多，需要做的准备工作数不胜数。陈云从红军总供给部长林伯渠处领得了路费和工作所需的经费。他携带了一本线装的《三国演义》和一个暖水瓶，还把大额钞票置于暖水瓶的瓶胆下方。暖水瓶的夹层里藏着两封的亲笔书信。是四川开县人士，他忧虑陈云途中的安全，专门托付成都的一个朋友以及重庆的弟弟来协助陈云。

  陈云离开四川，独自奔赴上海，全程都处于敌人的监视之下，危险程度不言而喻。更为棘手的是，陈云是江苏青浦人士，说话带着“吴侬软语”的腔调，在四川极易引人关注。此次行程必须有让人信服、熟知当地状况的四川籍陪同护送。

  1935年6月，在中央红军攻打四川天全县期间，一支协助红军作战的游击队现身。该游击队的领导者席懋昭，成了护送陈云出川的最佳人选。

  席懋昭，也叫席哲明、席克进，是四川仪陇人，彼时是个刚二十岁出头的青年。1933年，席懋昭加入了中国。入党之后，席懋昭先是在成都开展地下工作，后来凭借在川军二十四军当营长的兄长席伦的关系，席懋昭当上了灵关小学校长，他的妻子贺伯琼也在这所学校担任教导主任，同时开展灵关地下党的工作。1935年6月，席懋昭组建了一支游击队迎接红军，并且正式成为红军的一员。

  6月12日，中央红军的两位指挥员找到席懋昭，告知他：“中央已作出决策，要派遣一位领导返回上海，以恢复白区的工作。鉴于路途漫长，经组织研究，决定由你护送这位领导出川。”起初，席懋昭并不知晓要护送的人是陈云，他毫不迟疑地接下了任务，还坚定地表示：“必定达成目标！”

  在和陈云碰面后不久，有个名叫陈梁的红军战士也前往了陈云的住所。此次陈梁是接受命令，要和席懋昭共同护送陈云离开四川。

  陈云与席懋昭、陈梁就行程展开商议。他们打算不走大路，选择山路，绕路经过荥经县，从雅安前往成都，最后抵达重庆。途中，席懋昭、陈梁和陈云拟定好了“计划”。陈云有两个身份：一般对外称他是“小学教员”，鉴于席懋昭是小学校长，这样便于掩护陈云。有时候也会把陈云说成是到川西做药材生意的“收账先生”，化名为“廖家骏”。陈云打算盘的速度极快，对“收账先生”的“业务”十分熟悉。

  所有事情商议确定之后，他们在雨中顺着山路，开启了征程。离开灵关没多远，突然有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脚步踉跄地从后面追了上来，全身沾满泥巴，模样十分狼狈。席懋昭认出这人是自己的上级领导，姓熊，是天全县教育局局长。红军攻占天全县城的时候，将此人擒获。红军觉得能借助这位教育局局长，让陈云能够顺利通过关卡，所以等陈云一行人离开后，特意给他制造了“逃走”的契机。

  陈云在和席懋昭、陈梁商议行程之际，就把“捉放曹”这一绝妙计策告知了他们。所以，当那位教育局的熊局长追上来时，席懋昭主动迎上去搭话，向他介绍称陈梁是自己的远房亲戚，陈云是做药材生意的商人。熊局长对此深信不疑。

  随后，他们四人“一起上路”前往荥经。一路上有一些民团设立的哨卡，这些民团与熊局长皆是老相识。熊局长简单打个招呼，民团连检查都不做便直接放行。没多久，他们就抵达了荥经县城。

  到底是“共患难的朋友”，熊局长多次邀请陈云一行人去他家中做客。陈云担心不接受这份情谊会引发怀疑，就顺势答应了。在熊局长家，陈云为避免身份暴露，几乎没怎么开口说话。

  在熊局长家中短暂休憩后，次日清晨，他们再度朝着雅安前行。途中，陈云乔装成江浙一带的商人，满嘴都是行商术语，在席懋昭和陈梁的周旋应对下，一次次成功通过了敌人哨岗的盘查。几日之后，他们顺利到达了成都。

  成都形势颇为紧张。席懋昭对成都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他凭借机智灵活的应对，保障陈云安全进入了城市。

  陈云手持所写的亲笔书信，寻到的挚友、美丰银行董事长胡公著。胡公著让陈云在美丰银行楼上住了一晚。陈云从始至终保持着警惕。后来，他向贴身警卫赵天元回忆道：

  夜里我去洗浴，警察瞧见后赶忙敬礼，毕竟我是董事长的座上宾。洗浴的时候，我不敢让他人帮忙搓背，毕竟身上着的是绸缎衣物，然而脚上的茧子厚得很，跟我的身份不太相称，就怕自己的身份被暴露。

  第二天一早，陈云把一份文稿交给胡公著，让他找人前往春熙路的《新新新闻》报馆，刊登一则名为《廖家骏启事》的消息：“家骏此次到省城，途中丢失一枚牙质图章，印章上刻的文字是‘廖家骏印’，现特此登报，声明该图章作废。”这则启事是陈云提前和周恩来商议确定的，目的是通过这一种方式向党中央告知自己已平安抵达成都。

  1935年6月28日，陈云于四川成都《新新新闻》报上发布了一则启事。“廖家骏”为陈云所用的化名。

  然而，陈云不敢在成都长时间停留。在动身之前，他让当差的给他拿一些美丰银行的信封和信纸，声称要给董事长写信。实际上，他是打算借助这些信封和信纸来伪装自己的身份。之后，他和席懋昭、陈梁在事先约定的地点碰面，一同乘坐汽车离开成都，径直前往重庆。抵达重庆后，陈云凭借的另一封信，找到了弟弟刘叔禹所开的中药铺。

  十余日后，刘叔禹替陈云购置了前往上海的船票。抵达重庆时，席懋昭和陈梁护送陈云出川的使命已然完成。三人于重庆朝天门码头难舍难分地作别。

  将陈云送走之后，席懋昭返回灵关村，陈梁则回到冕宁。席懋昭尚未离开重庆，竟在街道上看到了针对自己的“通缉令”：

  ……据灵关村首人报称，该场高小校教员席懋昭，仪陇人，妻贺伯琼。此次匪队到灵关时，彼等开城接应，并欢迎朱毛匪首，报告一切……席懋昭，身中平，面黄眼大……

  幸亏那张通缉令上没有附上照片，席懋昭赶忙离开重庆。既然回不了灵关，他打算先回故乡仪陇县观音乡躲避几日，接着途经川北，往西北方向去寻找红军。

  令人没想到的是，警察早已把席懋昭的履历调查清楚，始终对他的老家进行监控。席懋昭回到家没过多长时间就被逮捕了。由于存在“共党嫌疑”，席懋昭受到了“着重关注”，遭受了多次严刑拷打，可他坚决否认自己是，对于护送陈云这件事更是绝口不提。经过几番审讯，警察没有正真获得任何有用的信息。最终，仪陇县作出的“刑事初审判决”为：“……席懋昭夫妇因误进某区域，被匪胁迫工作五日，判处席懋昭监禁六个月，剥夺公权二年……”

  然而，席懋昭“刑事初审判决”规定的刑期已满，却仍被拘押在监狱里。直至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在知名民主人士张澜的声援下，席懋昭于1937年3月最终得以获释。

  1935年7月上旬，陈云平安到达上海。彼时，上海中央局遭受严重毁坏，恢复和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络完全找不到头绪。陈云决意前往莫斯科，直接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9月上旬，陈云最终抵达莫斯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中，陈云依据自身亲身阅历，详尽汇报了红军长征以及遵义会议的状况。

  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的决议予以认可。“陈云离开四川后，重新建立起中国与共产国际的联络，让共产国际知晓了遵义会议的状况以及中国革命的当前形势，为共产国际明确支持在中国内的领导地位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基于历史得出的定论。

  1937年11月，陈云（前排左一）等人自新疆返回延安，于机场得到（前排左三）等人的迎接

  陈云于莫斯科逗留一年有余，之后于新疆工作半年。1937年11月29日，陈云乘坐飞机抵达延安机场。彼时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曹慕尧回忆道：

  毛主席精神矍铄，笑容满面，走上前去与他们逐个拥抱……陈云特意摘下大皮帽，非要给毛主席戴上，自己则换上了布棉帽。

  致欢迎辞后，有个男青年满心欢喜地穿过熙攘人群，径直走到陈云跟前。陈云马上就认出了他，此人正是两年多以前护送自己离开四川的席懋昭。直至此时，席懋昭才晓得，那位和蔼可亲的“中央要员”原来是陈云。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陈云参加了于延安举办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张照片呈现的是全会主席团成员的合影。从照片前排左侧开始依次为：康生、、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侧起分别是：陈云、博古、彭德怀、、周恩来、张闻天

  席懋昭抵达延安的时间不长，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1937年9月，席懋昭获知了党中央与中央红军在延安的消息，旋即前往延安，于11月初抵达。

  陈云拽着席懋昭一起坐在一条板凳上，紧紧握着他的手许久，打听自重庆分别后他的工作状况，还和他相约次日到中央组织部详谈。次日，席懋昭依照约定前去探望陈云。分别之际，陈云拿出一双带拉链的呢子棉鞋和一听罐头赠给席懋昭。

  1938年2月，席懋昭完成了在中央党校的学习。中组部安排他返回四川开展地下工作。出发前，他特意前往中组部向陈云告别。没想到，此次分别竟成永诀。

  1938年8月，席懋昭回到故乡四川仪陇县后，着手筹备建立地下党支部。这类革命行动，引发了仪陇县党部书记的嫉恨。1943年，席懋昭第三次被捕关进监狱，第二年通过联保得以释放。

  因为在仪陇县难以安身，席懋昭转到天全、雅安、懋功等地持续开展地下工作。1948年3月，因叛徒告密，席懋昭遭特务抓捕，被秘密押往重庆渣滓洞监狱。

  于监狱之中，席懋昭同同牢房的难友们持续开展斗争。席懋昭还指导难友们在狱中放声高唱《进行曲》《解放区的天》，以此鼓舞革命斗志。众人都亲昵地唤他“老席”。

  1949年11月27日，在准备逃窜之时，特务对被关押于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志士实施了疯狂的大屠杀。37岁的席懋昭和将近200名员血染当场。而此时距离重庆解放仅仅只剩三天时间。

  席懋昭在妻子贺伯琼离世后，和席珍步入了婚姻殿堂。在他被囚禁于渣滓洞时，席珍诞下一个儿子，为其取名席康桥，寓意着西康省的泸定桥。直至他牺牲，都未曾与席康桥见上一面。

  1983年年初，复查团队于仪陇县地下党档案里，发现席懋昭在延安中央党校时给组织撰写的一份报告，报告中提及护送陈云出川这一事情。四川省委组织部马上给陈云去信，对该情况加以核实。1984年5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根据陈云的亲笔证明资料，追认席懋昭为革命烈士。